从电力供应发输配售四个环节分析，国际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于发电环节，其中煤炭进口是我国电力供应受国际影响的主导因素。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煤炭资源相对丰富，煤炭进口总量与国内煤炭产量相比无足轻重，煤炭进口并未对我国电力供应产生显著影响，但自去年国内煤炭供应紧张、今年俄乌地缘冲突以来，煤炭进口已成为影响我国电力供应的结构性因素，不仅对我国电力供应产生“蝴蝶效应”，还可能成为“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国际地缘局势紧张，我国高卡优质煤进口受限，低热值煤炭的混配使用影响东南沿海省份的电力供应。中澳关系恶化后，我国禁止进口高卡优质的澳煤，东南沿海省份为控制日趋增加的发电成本，从印尼进口较多中低热值煤炭，导致整体煤炭库存热值偏低。进口的中低热值煤炭与国内生产或俄罗斯进口的高热值煤炭混配使用后，虽然实现了利润最大化，但电厂锅炉未投放设计煤种运行，将增加飞灰磨损，导致热效率下降，供电煤耗上升，锅炉燃烧不稳，出力不足。低热值煤炭的混配使用对“双碳”目标下我国煤炭资源利用效率产生负面作用，并在煤炭资源紧张期间，增加电力供应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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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大幅波动正在打破我国煤炭市场调剂方式，为电力供应积累不确定因素。过去我国煤炭价格高于同期国际市场，通过控制进口配额对国内市场进行调剂。去年国际煤炭资源供需版图变化后，煤价大幅上涨并高位振荡，直接影响了我国煤炭市场，叠加市场煤与计划、市场双轨制的电力不相协调，导致我国电力供应受到较大冲击，引起能源主管部门对煤炭价格和电厂库存的直接干预。持续的高价存煤和价格管控打破了我国煤炭市场和政府之间已形成的传统格局，不但隐匿了市场中的价格信号，扩大的国内外市场价差也提供了较大的寻租空间，高价存煤更为日后企业经营埋下风险，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或将在矛盾集中爆发期，成为影响电力供应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际“去煤化”进程对我国电力供应将产生长久深远的影响。虽然当前能源危机使欧美等国暂时放弃了对“去煤化”的鼓吹，但环境议题仍是大国博弈的重要筹码。“去煤化”形成的国际舆论、以此为借口带来的遏制手段，导致金融机构对煤电行业产生消极预期，从而降低对煤电行业的投资，长期来看将影响全球煤炭产能，进而影响我国电力供应结构。
